帕奎奥把比赛推迟到12月

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

在支付行业发展重心、发展生态和竞合力量的变化中，支付行业竞争与合作的重点已经步入以新技术驱动的、以数据分析透视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效能深化利用阶段。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国的支付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可以说，这种围绕开放经济、新经济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趋势仍处于不断深化的进程中。综合以上分析，往前看，是迎面而来的新的转型发展要求和基础性新技术广泛应用。过去10年，随着非银行支付机构登堂入室，实时零售支付逐渐成为支付行业的发展重心。第一，基本方向——把握实体经济需求与供给侧改革趋势。随着对支付清算结算规则、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新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成果很多，其中尤以各类市场化、支付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引人注目。

支付行业在各个细分领域的不均衡、不协调发展的情况客观存在，例如零售支付与批发支付、新兴与传统支付工具、城乡支付服务、境内与跨境支付等。客观地说，支付行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支付制度规则根据新的条件进行改进与提升。最大的不同，就是高调地用民粹主义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

第一，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经济低迷长期化。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一把扯掉了奥巴马政府惩治华尔街的遮羞布，终结了与华尔街羞羞答答的代理关系，直接由各类寡头披挂上阵充当内阁成员，凡是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如减税、放宽监管等——逐一出台。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杠杆的广泛使用，这使得国民经济泡沫化，泡沫经济常态化。但是，美国资产价格又在上涨，今天美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住房价格高于危机前的水平。

从危机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当然，股市之外更有债市与房市，新兴市场(如中国)正向世界展示，经济泡沫没有不及，只有更过，更疯狂。

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所增进的福利，更多是被资本以及富人享有，理论界与舆论界所鼓吹的全球化的一系列好处，不仅是镜花水月，而且是中产阶层生活江河日下的元凶。被给予高度期待的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口口声声、信誓旦旦要在当选后收拾华尔街肥猫们，然而甫一就任，新总统就变卦了，美国媒体评论，奥巴马总统所能做到的，就是抓住华尔街大佬们的衣领，使劲地摇晃了几下，然后在他们的耳边轻轻地说，干得很好，就这么干。⑥赵光锐：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可以说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

资本主义生产动机就是赚钱。(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0页。金融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二、金融危机的深刻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

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①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

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中国，两者实现经济互补，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海啸，而金融家们把金融海啸当作池塘的涟漪，认定涟漪过后金融市场又会恢复原貌，欺诈可以从头再来。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胎记，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痼疾。第四，引发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小的是美好的，小企业数量众多，构成就业、增长的基干，诸多新理念和新创意来自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然而危机中止甚或断送诸多中小企业的美好前程。虽然2008年金融大危机产生的大冲击，中国未能幸免，但是由于拥有独特的社会制度，强而有力的政府调控，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被降至最低，并较早地走出危机阴影，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股市总市值与GDP比率逼近危机爆发前的高值。道琼斯股票指数(DJIA)2009年跌到最低点6469点，然而到2017年底飙升到24719点，上涨380%。

储蓄过剩会导致自然利率的下降，而且各国央行会因此降低实际利率，以防止实际高利率而遏制经济活力。人不可避免会犯错，然而金融领域总有一帮人，有组织有分工地一直在努力诱导他人他国犯错误，从别人的错误甚至别国的灾难中大发横财。

而且，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药效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解决旧危机的果，往往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然而，经济金融化使资本主义越发具有寄生性与腐朽性。

著名左翼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在接受法国记者专访时乐观地指出，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降低或防范所有的个体风险、每一个局部风险，并不等于就能有效降低或防范整体风险。

③有效市场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即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能够达到供求平衡、钱货两讫的所谓出清状态。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然而，全球化导致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国家失去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失去了就业借以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能借债度日，债务负担越背越重。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金融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敛财投机，体现的正是主权与治权的危机。然而次贷危机过后，美国引擎近乎失速，中国引擎明显放缓，西方七国难提当年勇，金砖国家光芒也不再四射，世界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把重资产变为轻资产，就是一个有效途径，实践中的经济金融化就是资产由重变轻的一剂良方。金融资本由一国垄断不断走向国际垄断。

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昔日经济越是自由、市场化越是彻底的地方，如美欧等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运动越是激烈。虽然难以预见危机何时爆发，但是下一场令人恐慌的金融危机几乎肯定在酝酿之中，几乎肯定会爆发。

多年来，美国竭力向世界鼓吹和兜售新自由主义，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所谓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相像。大危机让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令美国经济低迷，社会撕裂，政治僵化极化，美国这个昔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弊端的橱窗，让昔日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笑话。用国家政权赚钱成为资本积累的最高境界，通过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由此经济金融化大行其道。

所有惩治华尔街的举措，包括大肆鼓吹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近乎都成了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美联储以及证交会等监管机构，偏听偏信金融行业报告，对该行业堆积如山的问题睁一眼闭一眼。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太庞大，庞大到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逼迫政府必须进行救助。苏联东欧经济计划顺利推进，美国经济由战时向平时转型，欧洲日本经济在废墟上重建，而后于东亚出现一支经济生力军，在日本领头的雁型模式下，四小龙一飞冲天，五小虎生机勃勃，中国改革开放，金砖国家熠熠生辉，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接力描绘世界经济的绚丽图景。

然而，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